因此，我们首先要明确提出：改正过激措施，注意传承母语问题。
4．开放方言空间，纠正过激做法
影响方言传承的最严重的问题，是许多地方用强制的手段，在幼儿园、小学进行普通话教育时不给方言留有余地的措施，至今还在贯彻。
语言学专家汪平发表过他写的《关于抢救方言，正确处理方言与普通话关系的刍议》一文，呼吁“给方言留一片净土”，他认为“在幼儿园、小学禁止说方言”是致方言于死地的“釜底抽薪”政策。为此，汪平先生提出了“反釜底抽薪”政策：“很简单，只要取消在幼儿园、小学说方言的禁令即可。本地人说本地话是自然现象，只要不禁止，人们自然地会说。只要大家都在说，方言就不会绝。”
幼儿园、小学的课上的确应该用普通话为主进行教育，但在课后休息中应该可以自由说方言，还应该开展一些本地母语为载体的以童谣为背景的游戏，让学生从小母语不能丢。
其实，对多数人来说，方言是不必像普通话那样要通过推广就可学会的，只要从幼时起跟着母亲说就会说的。用一些强制的手段，不准幼儿园、中小学生在课余说上海话，以致提出“进了学校门，就到了北京城”的口号，说了或受歧视或扣品行分，不准中小学生在校园里自由说方言。许多地方许多学校校规使孩子耻于说方言，什么“学生讲方言，班级不得星” （榕城新闻，2004），将不准说方言订为班级行为守则，把说方言与说脏话等并列作为品行劣迹惩处，汇报上去即扣分，这都是有案可稽的事实。这样做就逼着家长在家也要对孩子说普通话，否则孩子在校一不小心漏出方言，就会被举报给老师知道对班级名誉带来影响。这样的规定没有法律根据，它使孩子在学语言的年龄段从小割断了与方言的联系，切断了在最佳学龄阶段学习母语，本来母语是可以不经学习从母亲那儿带来的使用最流利的语言，现在发生了动摇，一些城市里的孩子从小丢失了学母语的时机，小学生不会说方言普遍发生，这样做当然直接阻碍了方言的传承。在上海，中学生到了高中或进大学时再来拾起上海话，这些年轻人说的上海话当然大打折扣，对上海话的理解程度成了只能在普通日常交际用语上将普通话转说成上海话，上海话中大批有特色、有价值而普通话中没有的词语从他们说的上海话中流失，就不足为奇了。
一些文化界和法律界的人民代表、政协委员和民主党派主席，出于保护中华传统语言文化的良知，都提出过这些情况，他们说的是事实。在2006年北京召开的“纪念推广普通话50周年“的理论座谈会上，已有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中国语文》的副主编在上述现象提出批评，他的论文中直接批评了小学中实行的课余小学生说了上海方言被扣除品行分和开展评比的这种非母语化的做法。
对于此种非母语化造成城市母语缺位的后果，有些人急于发出保护方言的呼吁，但是有的语言学工作者居然在会上说：“孩子不会说上海话了，这很好嘛，说明普通话普及了！”在他们的观念里，推广普通话必须以消灭方言为代价。
非母语化的结果，具有相当严重的危害性，它会造成当地历史延续的母语及其文化支撑发生动摇，使该地步入语言生活的不稳定期。在该地根底尚浅的普通话需要与该地的母语携手一起，才能在全球化浪潮中与英语和平共处。
5． 重视新旧方言文化
方言是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的基础，比如中国数百种地方戏曲和说唱艺术形式都是以当地方言为依托的。方言本身也是一种文化，甚至是一种情结，具有相当的使用价值和文化价值。
在一些推普比较成功的城市里，我们应该关注那里的语言多样性建设和促进文化多元化繁荣的问题，应该提倡在宽松的语言环境下改变和纠正一些不和谐的做法。
过去的上海人正常接触上海话，在方言剧、戏曲、新闻广播中都能听到上海话。然而有一段时间里，在传媒里，如在电台、电视台的播出中禁止方言，不准用上海话拍摄电视剧，这样的规定使大家不能听到准确的和生动的上海话，一种方言不能顺其自然地说用，就会萎缩。
除了要在幼儿园、中小学适当开放方言使用领域外，地方电视台、电台也应当适度开放一些方言节目的空间，使当地人民能经常听到相对标准和自然的方言，传承方言中的有特色的语汇。除了开放地方戏曲节目和其他文艺节目如方言话剧方言歌曲外，还应该有方言的新闻报道节目，方言电视剧、广播剧的播出，让青少年接触优化的方言语言环境，学到优秀的有特色的方言词语。除了恢复一些旧有的方言文艺如沪剧、滑稽戏、方言说唱、方言话剧等之外，更要支持和帮助现今青年创新和受青年欢迎的方言游艺和文艺，如上海话Rap、上海话歌曲、上海话小品、上海话Video等，使地方文艺繁荣起来，让上海文化更有上海特色。